过去一年，“生孩子”是一个热门话题，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疫情隔离的那段时间里，很多人都觉得在家生孩子的人会变多。
因此，2020年一直被期盼着会迎来一场“婴儿潮”，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？
国家统计局尚未发布过去一年的官方生育数据，但与一些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测相反，许多城市和省份已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出生人口数量下滑幅度都超过了一成，有一些城市甚至超过了两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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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地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一成
首先来看一线城市广州。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，从广州市活产数变化数据看，近10年，广州市分娩量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刺激下产生过生育高峰，但迅速回落，广州2020年回落至19.55万，较2017年下降了近10万，达到近10年来最低水平。
其次是浙江省的经济大市温州。据当地媒体报道，1月20日，温州市健康妇幼指导中心发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大数据：出生人口近6年来再创新低。2020年度温州地区58家助产机构住院分娩活产数73230，比2019年同期减少19.01%。
据悉温州出生人口历史最高峰在2012年，分娩活产数是144988，和2020年相比，减少近50%。
同样是在浙江，宁波的数据也是一样。宁波市卫健委去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20年上半年，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同比下降19.24%，二孩率下降2.50%。根据半年生孕合计数占全年出生数比例，该市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宁波户籍人口出生预报，预测2020年全市人口出生数约为3.6万人，与2019年相比，下降幅度较大。
宁波下辖的县级慈溪市，其出生人口数量也出现明显下滑。2020年慈溪市出生人口6476人，2019年为7382人。2020年出生人口较2019年减少906人，下滑约12.27%。
而在浙江的山区市丽水，全年出生22799人，比上年减少7041人，下降了23.6%。出生人口中，男性11864人，女性10935人。
另据银川媒体报道，据统计，2018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9956人，2019年银川新生儿数量为27753人，到2020年，银川新生儿数量相较前两年明显下降，为24452人。每一年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基本持平。按此计算，2020年银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.89%。
从目前各个城市披露的可对比数据来看，2020年大多数城市出生人口下滑幅度超过了一成，也有一些城市超过了两成。
此前，“母婴圈的网红”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也在其公众号上发文：“我曾经和很多省份的专家沟通过，2020年大家分娩量的下降基本上是在10%-20%之间，以此估计2020年中国的分娩总量下降10%-20%是大概率事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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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不愿意生娃？
以前，在计划生育期间，有些家庭冒着罚款的风险也要生下二胎。但如今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了，很多夫妇却不愿再生了？
据广州日报报道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党委书记夏慧敏指出，仅依靠生育政策的调整仍然不足以提升育龄夫妇生育意愿，“生育意愿主要受经济收入、婚姻状况、职业发展、居住地、养育压力、政策和社会支持等因素影响。”目前，房价收入比偏高，育儿成本高昂，托幼、义务教育等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缺位，照料压力、养育成本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等因素极大的约束了育龄夫妇生育意愿。
浙江官方此前发布的一篇《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》分析指出，（目前）生育成本巨大。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，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。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。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，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。
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《浙江省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情况调研报告》显示，浙江育儿费用占用家庭较大开支，家庭育儿负担较重。57.3%已托育家长认为照护费用高昂，经济压力较大。6.1%的家长反映平均每月用于育儿的全部费用在6000元及以上，65.1%的家长反映在2000-6000（含6000）元。而单个儿童在托育机构育儿费用也不低，60%家长反映平均每月托育费花费1000—3000元（含3000），10.7%家长反映是3000元及以上。
任泽平团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，生育意愿减低主要有三个原因：
生育理论：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，再到成本约束。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，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：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，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，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。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，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，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。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，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，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，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。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，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，低于意愿生育水平。
晚婚晚育、单身丁克、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。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，离婚率持续攀升，2013~2019年离结比从26%攀升至44%；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，1990~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.1岁推迟至26.3岁，主要初育年龄从20~27岁推迟到22~29岁。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，“剩女”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人，学历越高“剩下”的概率越大。此外，丁克家庭、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。
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、养老负担、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，“生得起、养不起”。教育成本明显攀升，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。此外“四二一”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。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，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。
只有中国人不愿意生？
放眼全球，生育意愿降低已经成为了普遍性的现象。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，生育率越是下降。
韩国1月初发布的人口数据显示，2020年韩国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。2020年只有27.58万名婴儿出生，创下历史最低值，比2019年下降了约10%。同年死亡人口约30万，总人口出现自然减少。
在连续十余年人口负增长的日本，情况也不容乐观。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日本202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84.8万人，与2019年相比减少约1.7万人，降至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。
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（Insee）发布的2020年人口统计报告也显示，2020年法国新生儿只有74万，比2019年减少1.3万，出生婴儿数量创1945年二战之后的最低水平。
为了鼓励结婚生育，近年各国政府没有少花精力。比如，日本最新的新婚补助显示，居住在实施新婚补助计划地区的新婚夫妇，从今年4月起可以获得最高6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3.9万元）的补贴，用以支付婚后的房租和其他费用。其中，日本中央政府承担2/3的补助经费，地方政府承担1/3。
此外，日本的部分地方政府还引入了人工智能（AI）婚配系统，旨在进一步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。为此，中央政府在2021财年的预算中还划拨了20亿日元对这一系统进行完善和推广。
